元帅府的厢房里，油灯燃了整整一宿。
室内的几名画师或靠在椅上、或席地和衣而眠，师成我端着油灯在摆满尺规的桌上扫视。
摊在桌上一幅幅图纸，既有俱尔湾方圆五十里已探明与可能存在的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煤的矿藏位置，也有刀矛、盔甲、枪炮、火药工厂的各车间构造。
而属于刘承宗亲手绘制出的构图就比较杂了，不但有起重、绞盘、大小齿轮、滑轮、轮盘、螺旋、曲轴等等机械部件，甚至还有木轨马车和城防设施。
人们本来就把俱尔湾元帅府所在的这座城池称作新城，师成我对这里比任何人都了解，这里是狮子军西迁的第一个落脚点。
狮子军之所以在这落脚，就是因为这里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之外啥也没有。
这曾是明军与海贼的军事缓冲区，他们修了军器局、建立起市场、探出一些未经开采的矿产，如今甚至建起一座城，从西宁挖掘灌溉大渠也已经挖到这里。
但这跟刘承宗的愿望相差甚远，大元帅要求他用桌上这些设计图，创造出一座产能比肩陕西一省的军工重镇。
师成我一直很骄傲，他掌握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——火炮制造的秘密。
不论得到谁的赏识，他都能凭借这一手独门绝技衣食无忧，但大元帅给他的赏识并非仅仅衣食无忧，而是始终与副将平起平坐水涨船高。
副将，既为元帅麾下大将以下一级。
最高将官是千总，师成我是哨长；最高将官是参将，师成我就是千总。
在这世上，不论大明皇帝还是一省主官、不管后金黄台吉还是插汉虎墩兔，哪里的匠人能够与大将平起平坐？
不论是普通军匠还是师成我，心里都十分清楚，只有在大元帅麾下，才有这种优待与赏识。
正因如此，工匠得以用命效死，元帅府军器局的军匠数目是朝廷一卫的四倍，在管理不如朝廷军匠正规的条件下，单凭热情，达到朝廷一卫史上最高要求的六倍产能。
朝廷对卫所的最高要求，是在景泰到弘治二年之间，每卫每年产军器一百六十副，在那之后直到如今，卫所一直是减半生产。
但这次，对专业且只专业红夷炮的铸炮匠来说，师成我觉得大元帅让自己主持的这项工作有点过于困难了。
即使有这些停留在图纸上的机械工具，能够给匠人提供更高的效率，也很难把如今的生产能力再扩大五倍甚至更多。
单纯要求生产容易，他们培养更多工匠，但问题出在如今朝廷封锁了兰州，汉中的材料运不进来，己方货物也运不出去，即使培养出更多工匠，也没有足够的材料。
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更高的技术，过去容易开采的矿产他们要采，过去难以开采的矿产他们也要开采，需要更高效的设计、技术、管理、运输、制造、检验、装配。
师成我把窗子推开半扇，拖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静坐片刻，呼吸清晨新鲜空气，看着青砖黛瓦的元帅府，起身吐出一口浊气，在心里狠狠给自己鼓了鼓劲儿。
这项工作还要筹划很久，务必精益求精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
刘承宗短时间内无法参与后续军工重镇的规划，敌人已经打到大门口了，只不过这次的敌人不是人，而是老天爷。
周日强从水师衙门匆匆赶来：“大帅，青海湖容不下五万人越冬，必须把他们移入河湟谷地，否则在下估计，到明年开春至少要死一万人。”
随后海西知县刘国能、海北知县陈钦岱的书信被交到刘承宗手上，二人在信中叫苦连天，一面请求粮草支援，一面求情将多余的人移入河湟。
海西原有四千余口，新设县城没有粮仓，当地百姓以畜牧为主，家家户户存粮除了酥油就是卖皮子从俱尔湾买的挂面和炒面。
原本安插蒙古降民八千，就已经缺粮短衣，刘国能已经组织人手把蒙古人安置在海边捕鱼、还带着一部分人打猎，只能求个勉力维持。
却没想到安插百姓后仍有大量降民自南山口涌入，都是逃避战争的老弱妇孺，本来随行物资就不多，如今战争结束无法越冬，只能向南山堡投降，请求元帅庇护。
有刘承宗收降的先例，上行下效，守将钟虎自然同样将降民放入关口。
如今海西人口已逼近两万大关，如果不是钟虎把储备军粮拿出来一半，多余的人口走不到海北就要饿死。
可海北县的情况更糟，那边的百姓比海西多，以番蒙杂居，许多百姓从前就被土默特和流虏轮番掠夺，山间各小部堡寨林立。
其实陈钦岱才是整个元帅府最像土司的人，他跟各堡寨达成协议，收两成添巴、提供兵役。
但这些添巴既留不住，也没法送到西宁去，因为早在海北设县之前，当地就已经有甘肃边军和肃北逃鞑躲至祁连山。
并不是每个逃兵都愿意投降，还有很多人在祁连山下落草为寇，抢掠南北。
陈钦岱一边要招降愿意归附的逃兵逃鞑，另一方面还要征剿落草为寇的逃兵，三百多个降军要养、本地土民组建的八百联军保护地方打仗也要粮草，当地还要养活一支由南方战俘组成的矿工队，没找西宁府提供钱粮支援就算好事了。
即便如此，还被刘承宗安插了三千俘虏，就当地的田地开发水平，已经达到容纳人口的极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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