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举起源于唐朝，是武好古的老祖宗女皇武则天开创的，一开始时主要考武艺，以长垛（指步弓远射）、马射、马枪为考试内容，选拔军事人才。
但是在唐朝时期武举并没有形成制度，直到宋朝才开始将武举和文举并列为国家取士的手段。
而武学的起源则是重文轻武的宋朝。最早在庆历三年时，北宋朝廷置武学于武成王庙，不过却因为没有人愿意入学当武学生，在武学第一次开张三个月后，被当时的参知政事范仲淹上疏皇帝废止了——范仲淹的这个脑洞也挺奇怪的，没有人愿意读可以想办法找人来读嘛，为什么要废止呢？
到了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的神宗熙宁五年三月，武学再一次开张，并且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：在京无品位低级使臣、门荫子弟、平民，经京官荐保及考核得入学；由地方官员荐举武举人得免试入学。武学生员名额则则以二百人为限。而且也在武学中采取了和太学一样的三舍法，其中上舍三十人，内舍七十人，外舍一百人。
而武学所授的课业，则是武艺加策略，武艺主要是步射和马射，策略则出自《韬》、《略》、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司马》诸兵书大义。
武学上舍生可以直接授官，内舍生则可免武举省试，待遇和太学生类似。
这么一个武学，看上去有点像是近现代的军事学院。而武举似乎也是一个选拔民间军事人才的好办法。
可是不知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，宋朝的武学并没有培养出什么优秀的军事人才，甚至没有什么武学生出身的武官被派去真正打仗的系将禁军中任职，大多都被派去捉贼、收税、管理榷场了。而宋朝武举的情况也类似，基本上和带兵打仗是没有关系的。
“慕容先生，”章惇苦苦一笑，“你有所不知，我朝的武学、武举，和真正带兵打仗是没关系的。武学生和武进士……都是不会打仗的，所以不能让他们去当队正。”
一个军事学院，培养出来的学生居然不会打仗，也不去军中效力，用后来顾炎武的话说，就是“靖康之变，不闻武学有御侮者”——由此也可见宋朝文官政府的效率之低下了。
不过武好古还是有办法的！
武学不能教人打仗不要紧，可以让已经会打仗的人去武学……这个老师不能教学生，那就让学生来教老师吧！
找一点打过仗的青年军官去武学镀金，顺便让他们学点文化，也让武学的老师们向他们学一点带兵打仗的实用方法——武学教的《韬》、《略》、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司马》什么的都是纸上谈兵，并不是实用的军事操典，学会了也不能去指挥一队大头兵。
所以宋朝的武学生们并没有实际带兵的知识，也就不可能去禁军中效力了。而要解决这个难题，就必须让武学向“学生”们学真本事了。
“相公，”慕容老头笑道，“要让武学生会打仗容易啊，就让已经会打仗的西军少壮武臣入武学吧……这样不就会打仗了？大宋不是有甚底锁厅试？让已经会做官的人去考进士吗？已经做了官的可以去考进士，那么已经带兵打仗的人为甚不能入武学？这个武学，归根结底就是个出身嘛！”
啊？这样也行？
章惇现在已经有点佩服慕容军师了，这个军师还真是有点办法的！
“可是……上哪儿去找五百个能当队正的学生？”章惇追问道。
“西军啊！”慕容老头说，“陕西六路，一路选六七十人，五百之数不就有了？待五百人齐备之后，再一边授之以文，一边用之探究一队一部之兵法。”
“一队一部之兵法？”
慕容忘忧笑道：“一队之兵该如何招募、挑选、训练、淘汰；号令该如何传递；兵马如何行进；甲士、弓手和骑兵该如何搭配；营寨该如何修筑；粮草、辎重该如何携带；民伕该如何驱使；步卒如何破骑兵；骑兵如何斗步卒；步骑如何协同；伤亡该如何救治抚恤；军法该如何执行；盔甲、弓弩、军马如何挑选修造养育……诸如此类，都应该形成可循之章法。这就是一队一部之兵法，也可称为军礼。”
实际上这也是武好古的主意，他虽然没上过军校，但是也知道近现代军队都讲究“标准化”。同一军兵种的军官，都是用基本相同的教材训练出来的。同样的，相同的作战单位的组织和装备情况，还是士兵所接受的训练也基本相同。
只有这样，军官们才能在不同的部队间迅速轮换，而不存在“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”的问题。
而这种“标准化”和军队的“小包干”也不是矛盾的，军校毕业的军官也可以搞一些兵为将有的承包。在历史上的西方军队中，也有这样的情况。
不过武好古要把这种“标准化”引入宋朝也不容易，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组织和指挥一个队或一个部。
当然了，林万成和钟哥儿都有带兵的经验，可以教武好古一些东西。但他们二位懂得的东西未必适用眼下的大宋。所以武好古希望能集众人之智，整出一套最科学，最有效的军队组织和训练方法。
有了这套方法，再培养一批有宗族可以依靠的六艺儒生，那么万一靖康天倾难以避免，武好古也有了组织军队勤王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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