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煦病倒了。
其实他一直有病，只是撑着没有倒。但是元符三年除夕夜开始的一连串折腾和过于寒冷的天气，却成了压倒赵煦脆弱的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说起来真是让人惋惜不已的事情，庸君辈出的大宋王朝中难得有一个敢放权，也能放手使用能臣的官家——可别小看这两个优点，宋朝的皇帝们太喜欢搅屎棍了，帝王心术个个都是上乘，就是办不好事情。可是哲宗赵煦偏偏是个异类，敢于放权给宰相，而且还从一堆老奸巨猾的大爷中挑了个最能做事，还非常有原则的奸臣章惇来做宰相。
章惇当然是奸的，在北宋末年日益紧张的政治气氛中，不是奸臣是根本做不了事情的，只能被人蒙蔽和架空，就如武好文的岳祖丈韩忠彦那样。哪怕是仁宗朝的那帮正直名臣，虽然个个受后世敬仰，可是又做成什么大事了？
而重用章惇这个奸臣的赵煦时代，在短短的六七年间（从元祐八年亲政至今），就打败了西夏，尽得横山—天都山一线要地，迫使西夏求和称臣，而且又第二次收复青唐之地，同时还顶住了辽国的压力。
在原本的历史上，宋辽的一系列外交交锋还促使了辽国逼死西夏小梁太后，而在这个时空更是让小梁太后入开封为质，算是基本解决了西夏这个边患。
这样的军事胜利搁在汉唐也许不算什么，但是摆在宋朝那绝对是可圈可点的。
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，原因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赵煦选对了宰相，并且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。而且还支持章惇用严厉的手段压制了旧党的势力，形成了一定的独裁。
这样的行为虽然被后世的史书上评为：党籍祸兴，君子尽斥，而宋政益敝。
但是“战时独裁”其实也无可厚非，如果不压制旧党，而是采用“异论相搅”的传统宋式政治手段，西线的大捷是无论如何打不出来的。
光是新旧两党互相扯后腿，就足以让大捷变成大败！就算是勉强取胜，也会因为“恐辽”而妥协，丧失之前的战果——为了压制“平夏城大捷”后因为辽国施压而爆发的恐辽症，章惇采取了“闭塞言路”和“鼓励告密”的手段，甚至还斩杀了一个酒醉胡说（说辽国打来了）的人。
可以想象一下，若是章惇没有得到赵煦的充分信任，也没有全权，恐辽症一定会在元符二年来个大爆发，即便不把横山—天都山全吐出去，多半也要再平白无故多给辽人二三十万岁币了……
总之，作为君王，选对一位宰相，而且还充分信任，给予大权，最后也取得了想要的结果，基本解决了困扰大宋数十年的西线战争——现在宋夏战争的主动权在宋朝了，只要宋朝自己不选择开战，西夏是无力挑起新的战争了。
这样的一位君王，被历史上认为是败坏了大宋政治，并且给北宋的灭亡埋下隐患的昏君，实在是毫无道理的，而且也是相当无知的。
因为大宋王朝是“开明专Z”，不是虚君共和。而开明专Z的本质还是专Z，专Z，就不能有昏君！开明专Z最好能遇上明君圣主，如果没有，遇上庸君也能凑合，但是万万不能有昏君。
大宋开国以来，庸君出了不少，但是真正的昏君还没有出现过，这也就是北宋的“开明专Z”一直没有玩砸的原因。
元符三年正月初七，连日操劳，还有点伤风感冒的官家赵煦终于支撑不住，发起了底烧。本来以为只是偶感风寒，但是休息了几日后，却丝毫不见好转，到了正月十三凌晨，丑时前后，赵煦的病情就陡然加重，低烧变成了高烧，整个人也昏昏沉沉，似乎是大事不妙了。
看来再活三十年的理想，是没有办法实现了！
福宁宫中。躺在床上的赵煦只觉得耳边有点吵闹，大约是太医和内官们在往来走动，都慌了神。
“章惇！章惇！快宣章惇、曾布、蔡卞、蔡京等人前来……”
他努力喊着宰相章惇和一众重臣的名字。
预感到自己可能要熬不下去的赵煦，现在最想见的，还是自己的宰执重臣。
他只需要在床上，当着宰执们的面说出：“传位简王，尊圣端宫太妃为太后，并两宫太后临朝听政。”
那么大宋的将来至少能有一位庸君了，简王赵似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庸人。
如果将天下交给他，复燕平辽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百姓可以得到休养，国家可以得到安宁，将来即使有蛮族兴起代辽，大宋还是可以有元气能进行抵抗，若是纪忆、武好古这些年轻的臣子到那时可以成长起来，总能再打出一个澶渊之盟的……
看来也只能如此了！
……
“不可，宫门岂可夜开？且至黎明再召不迟！”
急匆匆从坤宁宫赶来的向太后，传下懿旨，阻止了正准备出宫去传召宰相章惇等人的几个赵煦的心腹宦官。
“娘娘，官家病重恐有不测，传召辅臣和翰林学士是惯例。”守在赵煦身边的刘皇后壮着胆子提醒向太后。
向太后丝毫没有动怒，而是和颜悦色地说：“老身正是循光献太后旧例行事啊！现在官家突然得了疾病，未见得如何，需要小心的是莫被奸人所乘，所以宫门不可夜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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