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近中午，相州州学图书馆阅览室内座无虚席，年龄各异的读者们正安静的看书，阅览室里除了翻书时的沙沙声，还有偶尔出现的咳嗽声，几乎没有别的声音。
阅览室一角，微服出宫的宇文温正在看书，书名《神灭论》。
这本书的书名很霸气，是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，作者范缜，为萧齐、萧梁时期人。
范缜在这本著作里，对“神不灭”的说法进行驳斥，用的还是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论述“神灭”，可以说此人是南北朝时期的无神论者。
范缜不仅认为“神不灭”是谬论，还认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是无稽之谈，对当时朝廷（主要是南朝萧梁）上下以及世家大族沉迷佛教进行抨击，认为梁国佞佛必然会祸国殃民。
简而言之，范缜对佛教的那一套不以为然，认为所谓佛祖根本就是假的，从年轻时起就不断和佛门信徒辩论，是有名的反佛者。
范缜向来就有反佛言论，随后将自己的理论汇总，于是有了《神灭论》。
此书一出，朝野哗然，不要说崇佛几近走火入魔的梁帝萧衍极度不快，达官显贵还有世家子弟都对这位的“奇谈怪论”大加批判。
待得确定范缜没有疯，梁帝萧衍特地为此颁发《敕答臣下神灭论》，有高僧将其传抄，让王公朝贵传阅。
那高僧又作《与王公朝贵书》，细数范缜在书中对佛祖大不敬的言论，于是激起有识之士的“义愤”，许多显贵运起响应，又有当世文学家著文反驳，口诛笔伐，要把《神灭论》批得不名一文。
范缜对此毫不示弱，遂将《神灭论》改写成宾主问答体，共设三十一个问答，同时沉着应战，和无数佛门信徒论战，最后谁也辩不倒他。
许多人都劝范缜，说他本来就和皇帝（萧衍）有旧，若能“知错就改”，皇帝会很高兴，然后前途一片光明。
范缜对此不以为然，他认为佞佛祸国殃民，认为佛家的因果报应就是扯谈，自己何错之有。
代价就是仕途止步，晚年坎坷。
宇文温不信佛、道，所以对范缜这种孤身一人挑战时代价值观的勇气很佩服，哪怕《神灭论》理论上会对“君权天授”一说有影响，他执政后也让这本著作正常出版。
毕竟，当年梁帝萧衍再讨厌这本书，也没有将其列为禁书，宇文温觉得自己没理由害怕什么。
他要避免天下佞佛之风复起，知道光靠严令禁止是行不通的，所以需要依靠有力的理论武器，《神灭论》这种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无神论著作，就是不错的选择。
佛教起自天竺，在汉时传入中原，于南北朝时期得到快速发展，原因有几个，其一就是中原的原生宗教——道教介入政治，为他人所用，引发数次大规模民变，导致统治者极力打压。
其次，天下大乱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都不能独善其身，所以无论贵贱，心中都惊恐不安，极度需要精神上的归宿，外来的佛教正好符合要求。
佛教大兴，一是顺应时势，二是佛教的宗教理论有很强的自洽性，也就是能够自圆其说，所以那些弘法的僧人才能快速发展信徒。
要从“文”这方面来对付佛教，只有类似范缜的《神灭论》等无神论著作，才能直击佛教的理论要害。
宇文温以前是不知道范缜这位奇人，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得知这位的事迹，不禁为其辩才佩服不已。
南朝萧齐永明年间，范缜就以讥讽佛教而出名，当时虔诚信佛的宗室、竟陵王萧子良，召集一群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论战。
萧子良问范缜：“你不信因果报应，那么世间为何会有富贵贫贱之分？”
范缜答道：“人生如同树上盛开的鲜花，虽然每朵花都是同时开放，然后随风飘落，但有的花瓣落在干净的厅堂里，留在筵席上；有的花瓣则飘到院子一隅，掉进厕所中。”
“殿下就犹如留在筵席上的花瓣，下官就是落于厕所中的花瓣，贵贱虽然不同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？”
萧子良对此不以为然，但驳不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，以至于词穷。
又有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，以儒家孝道为武器，向范缜发难：“范先生，你竟然不知道自己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，真是不孝啊！”
范缜则反问：“王先生，你既然知道你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，怎么不自杀去追随祖先的神灵呢？这真是不孝啊！”
这一反问，倒使王琰哑口无言。
两件事，可见范缜的辩术高超，那么他自己所著《神灭论》，当然就不会有什么理论破绽。
所以，宇文温要确保本书长期出现在各州学图书馆，让更多的读者看到，引发对方的思考，就必然会引起一次又一次的论战。
当怀疑的种子在读书人心中种下之后，迟早有一天会发芽、长大，时机一成熟，全民佞佛的情景就不会再出现。
这就是宇文温的想法，他不信佛，不代表仇佛，只是不想全国佞佛导致国力衰败。
佛教有存在的必要，可以让百姓获得心灵的寄托，但也仅此而已，如果佛寺敢占据大量田产却不缴税、放高利贷、广收信徒导致朝廷税收流失，宇文温不介意来个明德灭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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